20多年前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向世界打开了一扇门，越来越多的外国专家、学者及各方人士走入了中国国门，加入到中国的建设中来。尤其是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外籍教育工作者的作用开始在中国的各级教育中显现出来。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仅2003年聘请的外国文教专家就逾两万人，这其中教育界占了绝大部分。据此推断，加上中介和其他方法引进的普通外籍教育工作者，目前为中国教育直接服务的外籍人士应该有数万甚至更多。幼儿园、高校、民办学校是外籍教师工作的主要阵地。
如今，外籍教师已成为中国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们为中国教育注入了新鲜的空气，与此同时，他们自身也在不断地感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但社会对他们的了解和关注却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一些没有资格的非法中介聘用外教和聘用持非工作签证(旅游、学习签证)外教，造成教学水平不高、社会效益低下等问题，极大地干扰了有关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工作。这些都有待有关部门整顿市场、规范管理，使之有序发展。
外籍教师在中国的生活究竟如何？他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又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本期我们试图从上海、北京、四川三地外籍教师局部的描述中，让读者对外教的生活、工作状态有所了解。
上海外教凯特琳和迈克斯忙碌而快乐的中国生活：了解中国从教书开始
凯特琳和迈克斯都很年轻，两个青年都是抱着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对东方文化的向往来到中国上海的。凯特琳来自美国，迈克斯来自澳大利亚，他俩签约于同一家提供外教的人才中介公司。他们同时为多所学校服务，每天赶场似的，上午在这所学校讲课，下午又到了另一所。阳光明媚的一天，记者有幸同时把这两个大忙人“逮住”。
凯特琳一周29节课，同时在两所小学、两所中学任教；迈克斯的课同样多，在两所小学、一所中学任教。浦东新区第二中心小学是他俩都要去任教的地方，记者就在那儿认识了他们。
在这所学校，外教们上的英语口语课把一个班级分成两组来组织教学，凯特琳和迈克斯两人被安排教同样年级的同样班级，学生一人一半。工作任务很繁重也很辛苦，可是他俩并不抱怨，他们说因为孩子们特别有意思，每天都有趣事发生。当凯特琳看到学生从不懂到懂，表情从无知迷茫到豁然开朗的时候，她觉得特别有成就感。迈克斯说其实从早到晚地激情投入，根本感觉不到劳累，只有到了下班以后才发现筋疲力尽，只想蒙头大睡。
凯特琳来上海两年半了，而迈克斯是去年8月才来上海的。
凯特琳到上海的首要目的是了解中国，因为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迥然不同，她一直想近距离触摸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感受她心跳的节奏和温馨的气息。而教书在凯特琳看来是最能够接近中国的途径，她既不用花太多的钱，又可以迅速地结交到很多中国朋友，更重要的是她还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为这个向往的国度作出自己的贡献。凯特琳告诉记者，她自己也没想到在上海呆了三四周后，她“访华”的首要目的发生了变化———教英语成为每天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她发现自己已经如痴如醉地爱上了在上海学校里教学，成天和孩子们在一起让她感到快乐和充实。
迈克斯读大学时有过做家教的经验，还曾为两三个中国学生补习过英文，从他的学生那儿，迈克斯学了些中文，也打听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事情。他知道了中国在北半球，澳大利亚在南半球，中国人夏练三伏的时候澳大利亚是白雪纷飞；中国人多、拥挤但团圆热闹，而澳大利亚人少，显得很冷清。但是他最想了解的是两个国家有哪些文化的差异。于是，他选择来上海看个究竟。和凯特琳一样，他一到上海便和孩子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凯特琳说她刚来上海时最不习惯的就是卫生间问题，一个是不干净，二是要自带手纸。凯特琳尴尬地笑着说：“最开始的时候，外出时记着带手纸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等过了好久才习惯下来”。对迈克斯来说，最不习惯的是他常被当作名人来看待，同时他还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来习惯东西文化观念的差异。中国人强调群体，而西方人强调个体，比如说要让一个中国学生主动站出来单独说话是很难的，而西方国家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有主动回答问题的习惯。这种现象不只是在中小学生中存在，迈克斯在周末去英语角时也常常会遇到，最后的情形变成他站在一边，一群中国人面对着他站在另一边，好像在听他发表演讲。
初来上海时，凯特琳奇怪中国学生为什么要记忆那么多公式，她自己读书时老师只要求他们会用就可以了，她也对中国学生在回答问题时为什么要站起来也颇为费解。后来她慢慢理解了这不仅是两国文化的差异，更是中国进行行为习惯养成和道德品德教育的一条途径。
迈克斯在教学上很有体会，他认为学生年龄越小越容易开口说话，为了激励学生们说话，迈克斯想方设法设计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增强学生的演讲欲，使学生不用考虑自己说的是对还是错。迈克斯强调首先要让学生说，对还是错没有关系，错了可以纠正，如果不说连纠正的机会也没有。同时，迈克斯还非常注重纠正学生错误的技巧，他从不直接否定学生的回答。有一次他问学生“how are you？”学生回答“I is fine”，迈克斯没有直接说他不对，而是说“yes！I am fine.”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纠正了学生的错误。
越来越喜欢中国传统节日的北京外教吉娜：北京也许会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来自澳大利亚的吉娜清楚地记得3年前第一次来中国的情景：由于接飞机的人记错了接机时间，结果让她在机场苦苦等待了3个多小时，辗转到校后为报到、分配房间诸事她又等了漫长的4个多小时。当时吉娜直想哭，委屈得不得了：我到这里干吗来了？
已经先后3次来中国、在中国呆了3年的吉娜，如今虽然不再为语言不通而苦恼了，可她并没有因此交到太多的中国朋友，毕竟语言、生活习惯都不同。现在吉娜的中文水平还只能停留在对纯正普通话的理解上，一到外地尤其方言较浓的地方，她就“晕菜”得什么都听不懂了。“如果不是老姐，我可能早就回去了。”吉娜说。老姐——中国少年报的记者黄小波，3年前，吉娜刚来中国时在学习语言的时候认识了黄，黄在生活和工作上给予吉娜很多照顾。吉娜说，跟老姐在一起会有一种亲人般的温暖，吉娜特别愿意与老姐来往，无话不说。小波也说，吉娜跟很多外国人一样，非常强调自己的隐私权，但有时也会跟老姐说一些属于绝对隐私的话，譬如谈男朋友等问题，吉娜都会与老姐商量。
由于中澳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吉娜对很多事情不适应，但她有着较强的领悟力。刚来中国的时候，吉娜到饭馆吃饭，看见几个中国人拉拉扯扯，脸红脖子粗的，是发生了争执？还是？可看看又不像在打架，因为身边的服务员都在掩嘴笑着，后来吉娜才知道，俩人原来是在争着付账……这对长期习惯AA制付账单的吉娜来说，实在不适应。不过现在吉娜有时候也开始抢着“买单”了，当她和老姐等一些熟悉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忍不住会“抢”个不亦乐乎。
对于中国传统的节假日，吉娜有着比许多中国人更多的了解。比如，她会坚持大年三十吃饺子；要去看望朋友的父母，给她们拜年。她甚至学会了包红包，去年她就硬给黄小波的孩子“塞”了一个非常好看、有异国风情的红包。
3年来，吉娜回国三次，没有特别想家的时候，但今年寒假不知为什么十分想念自己的亲人，于是寒假期间吉娜回到了澳大利亚。可在离学校开学还有一段时间的农历正月十四这天，吉娜就匆匆赶了回来。她说，正月十五是中国的元宵节，大家要团团圆圆一起过才有意思。正月十五那天，吉娜和她的中国朋友们一起过节，她喝了不少酒，开心极了。吉娜说，中国人过年热闹、有气氛，我最喜欢在中国过年了。
来到中国3年，吉娜最看不惯的是随地吐痰现象，不是到处都写着不许随地吐痰吗？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随地吐痰呢？吉娜至今不大理解为什么。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的六道口，住着很多外国人，既有留学生，也有外国打工者，其中不乏外籍教师。就像中国人就业求职时会优先考虑是否是著名学校“出身”一样，中国的学校也把外教分为三六九等，美国、英国等国的外教最好求职，其次是加拿大等国。吉娜说，其实澳大利亚也是英语国家，母语也是英语，可地位就差多了，不光找工作难，某些方面甚至会遭到歧视和刁难。
前年，吉娜在广东省一家幼儿园任教，教孩子们学习英语，可是学校和老板却没有很好地履行协议，“非典”期间欠下吉娜8000元工资不给。尽管吉娜聘请的律师声称打官司的话一定会赢，可吉娜却不愿打官司，一是不愿和学校撕破脸，二来官司即使打赢了付出的律师费等却远远超过所欠款项，加之身处异乡等因素，吉娜最后选择了放弃。这件事让吉娜伤心不已，她不知道自己究竟有什么地方做错了还是什么别的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据了解，随着越来越多的外籍教师进入中国学校(多数是民办学校)，其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证的现象日益凸显。出了事没有人管，欠下的钱没有人替她们讨，这中间非法的中介机构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吉娜也曾因为刚来中国不久缺少经验，找了非法中介上过一当。她想借记者的笔提醒来中国的外教们，一定要到正规的中介机构找工作。
在学校教课的时候，吉娜的学生总会有意无意地问到她的年龄、收入和情感等在她看来是个人隐私的问题，此时她都会笑着答到：无可奉告。为此，每到开学的时候吉娜就先给学生们约法三章：不许问年龄；不能问收入；感情问题无可奉告。可学生上着上着课，就会又拐弯抹角地问起这些事情。
前两年，为了个人的隐私权不遭侵犯，吉娜从学校准备的宿舍里搬了出来，在外国人较多的小区租了房子住。可是找房子住的过程又让她费了不少劲，因为房东一般都不愿将房子租给外国人。同时，选择同住的伙伴也是件令人头痛的事，很多外国人都有一年里换几个同住伙伴的经历，吉娜说她还好，只换过一次。吉娜现在的学校决定给外教配备单间，吉娜感到这样既可以解决住房问题，又能有个人的空间，便搬到学校里去住了。
3年来，包括鼓动吉娜到中国来的好朋友都早已回国，惟独吉娜还在北京。吉娜说，我喜欢中国，因为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人民热情好客，此外，在中国相对澳大利亚好找工作，就业相对容易。
一个人在外总让家人担心，吉娜也不小了，因此，现在吉娜的爸爸每天都要祈祷，保佑吉娜赶紧找个好男人，然后嫁出去。吉娜共有兄弟姐妹6个，目前除她和她的妹妹还没有结婚外，兄弟姐妹都已结婚，弟弟都已经有6个孩子了。当记者问到吉娜的恋爱观时，她说，男朋友是外国人、中国人都无所谓，只要对我好就行。
也许，吉娜会选择北京做她的第二故乡，听说她的男朋友是个中国人，但她对记者说，这是个人隐私，因此不便再问。“但是，我可能会和爱人一起在中国慢慢变老。”吉娜笑着说。
崇尚中国文化的“精灵”外教罗江强：我的“伊妹儿”叫“孔夫子”
在去年圣诞节举办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外籍教师联欢会上，一个胸挂照相机，笑容如花、健步如飞的“老外”显得格外出挑，他风风火火地穿梭在人群中捕捉任何一个不容错过的镜头。场上，频频有上海学生兴奋不已地朝他挥手或放开嗓门向他打招呼“Hi！Jack！”，他就会立即放下手中的活儿，给个光芒四射的笑容或者是淘气地挤眉弄眼以回应，学生们则乐呵呵地走开——师生之间早已形成的默契使这种肢体式的特殊应答方式简单却奏效。
记者禁不住留意起这个“老外”来，没想到联欢会一开始，这个“老外”又出现了。他身穿新西兰土著服装，带领着一帮同样装束的“小土人”赫赫哈哈地怪叫着冲上场来，原来他们要表演当地民族的“毛利舞”。
这个古灵精怪的“老外”就是现任教于上海市上南中学的外籍教师杰克，他还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罗江强。
和杰克交谈，记者强烈地感觉到他希望多了解中国社会的愿望有多急切。他喜欢和各种职业的中国人打交道。杰克回忆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来中国的情形，从北京到上海的列车上，外宾是集中在同一车厢的，可他按捺不住，趁人不备就溜到中国乘客所在的车厢，和他们聊天，感受他们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他依旧津津有味。
杰克崇尚中国文化，连他的email用户名都以“孔夫子”命名。他喜欢中国画、中国音乐，还有中国菜，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一有机会就去喝放在一边的汤，美滋滋的样子。他每天都要喝这种中国汤，有时还要买回家去喝。
杰克的工作很忙碌，既要当教师又要经营一家公司。但他认为自己不会放弃教师这个职业，因为当教师可以接触更多的中国人，接近更多的孩子，这给他带来无穷乐趣。杰克是2004年9月到上南中学任教的，他每天的日程被排得满满的，任教高一、高二年级各10个班级每周一次的英语口语课，这意味着，他一周共有20节课，而一般情况下，中国英语教师一周仅10￣12节课，他的任课数超过了多数中学教师。惊人的是杰克的课大多还是集中安排，比如他要在周三的时候从第一节上到最后一节课，但是杰克总是步履轻快、神采奕奕地走进每一间教室，记者几乎是小跑着跟着他跑进教室。杰克一进教室，学生们马上热情地招呼他，大有围攻的架势。在他的课堂上欢声笑语此起彼伏，记者可以感受到每个学生都是亢奋的，全神贯注，积极参与，个个伸长脖子张大嘴跟着杰克“大惊小呼”，连通常不爱学英文的男生都“虔诚”地呀呀学语。
全校每个学生都上过杰克的课，所以他深感自己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杰克乐此不疲地辗转于上南中学教学大楼的上上下下各间教室，看上去这么精力充沛的原因了。
杰克爱好摄影，他把在寒假回新西兰和游北京拍的照片配上生句子、生词讲解，制成课件作为新学期第一节课的材料。杰克童心未泯，上课生动有趣，体态语言丰富，脸上每块肌肉都会说话。他喜欢在他教授的句子后面加上一个表情符号，笑脸或哭脸，在读完一句以笑脸结尾的话时他会卡通似地“哈哈”笑着配音；讲到新西兰某处的古建筑的故事时他会故意压低声音，装作很神秘的样子；介绍一张白雪覆盖的鸟窝的照片时，他会把头一偏，两手一并放在耳侧，打着呼噜装出酣睡状来，让人忍俊不禁。
平时杰克喜欢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用优美的文字记录下来。同事们告诉记者，他在《shanghai star》上有专栏，每周都有他的文章。信手翻开的上海英文星报果然就看到了杰克写的一篇名为《教师节快乐》的文章，讲述他天天经过楼下都可以看到一位拾荒者，教师节那天他送了这位拾荒者一捧鲜花。字里行间流露出心地善良的杰克对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同情、尊重和关心。
热衷摄影、写作、交友反映出杰克是个富有审美情趣、热爱生活，感情细腻的人，这样可爱的性格决定了杰克喜欢做教师而且非常适合做教师。
四川外教韩松夫妇11年的中国幸福生活：我们的两个女儿都是“川妹子”
1991年加拿大人托德·汉森和妻子珍妮特·汉森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怀抱着一颗对中国文化的崇敬和好奇之心，乘坐飞机来到了中国这片令他们着迷和向往的热土。带着这份无限向往，他们分别给自己取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韩松、章林。从此，他们与这片土地便结下了一如故土的浓深情缘。
一个简称“CEE”的组织成了连接这段浓深情缘的千里红线。CEE，全称为China Exchange Education，又名“中国北美教育交流协会”。在韩松、章林夫妇的心目中，投身中国的教育事业是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好的途径，所以他们选择了自愿到中国任教。于是在协会的安排下，1991年，韩松、章林夫妇来到了江西九江师范学院执教。1994年他们又来到了当时还名为四川师范学院的西华师范大学，并且在那里一住就是十一年。他们的心中有一句话是对学校里那些所有关心他们的朋友和学生说的，是对他们头上的那一片中国的天空说的，也是对校园里的树木、花草说的，他们说：“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家，是一个人的归宿。这里就是他们那颗对中国文化的崇敬和好奇之心的满意归宿。这也是他们在南充这个小城一住就是十一年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他们的心目中，和大城市的喧嚣相比，小城市的幽静更具有中国文化的味道。
新学年的第一课
校园里经常会出现教师不认识自己学生的尴尬，这个尴尬的背后反映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相互交流的贫乏。韩松的第一堂课深深地烙上了他为避免这种尴尬而努力的印记。
韩松每接到一个新班，第一堂课的内容与英语无关。他第一堂课的帷幕是在相机的咔嚓声中拉开的。就是在这样的咔嚓声中，学生们的样子被定格在他那一卷小小的胶卷里，然后变成一张张比寸照略小的照片，再贴在他自己制作的学生名册上。他的每一张学生名册，都是一大张贴着相片的座次图。每一位学生在图上的位置都和他们在教室里所坐的位置相对应。学生们的位置在韩松的课上是固定的，如有特殊情况需要更改则要和他商量，然后在名册上也做出相应的改动。通过这样的学生名册，他不但可以很快记熟学生们的姓名，还可以看到学生们的模样。
西华师大物电学院2004级研究生张洁告诉记者：“韩老师上课特别风趣，表情丰富，经常给我们讲述他的生话中因为文化差异而闹出的趣事，这让我们记忆非常深刻！我们都很喜欢听他的课。”
预示这一堂课结束的是一幅简单的地图。这张地图画的是他的住所在学校中的位置。画好的地图上，哪里是天桥，哪里是公路，哪里是他的家，他都一一指给学生们看。紧接着，他会询问学生们在什么时候有空，在详细地记录下之后，他就指着地图留下他热情的欢迎辞：“欢迎同学们在你们有空的时候到我家和我交流。”这时，他一米九三的个子和他的名字会让人想到那一株站在黄山敞开胸怀迎接四方游客的迎客松，那张画在黑板上的地图，就是“迎客松”最真诚的胸怀。
“川妹子”的到来
1997年12月7日晚上8点，伴随着南充市中心医院里的一声啼哭，韩松夫妇的第一个女儿来到了世上。她是建国以来第一位在南充出生的外籍婴儿。孩子在南充出生，让夫妇俩分外高兴。他们给这个孩子取了一个中文名字——韩蜀瑛，“蜀”就是四川，“瑛”寓含美玉之雅意。他们快乐地称女儿为“川妹子”。
章林这位加拿大母亲，在预产期的前两天还在校园里大步流星地走动，很多中国朋友都替她担心。章林却解释说：“加拿大强调营养和健康的体魄，并不赞成在生小孩的前后长时间休假。而且，在加拿大，生了小孩之后马上洗淋浴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小蜀瑛出生才刚刚一个星期，章林就又站到了她热爱的讲台之上。
如今，他们的第二个“川妹子”也已经两岁多大了。两个孩子都出生在南充，也都在这片土地上成长。大女儿韩蜀瑛正在西华师大附小接受着中国小学一年级的教育。谈到为什么不把女儿送回加拿大接受教育时，他们表示，一方面因为这样做有很多不便，另一方面他们希望在中国出生的女儿成为既不完全同于加拿大人，也不完全是中国人的两种文化的中介者，成为加拿大的中国通。他们认为：“孩子在中国成长，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她们幼小的时候就能够接触到两种语言系统、两种文化系统的熏陶是很幸运的，我们正在进行着一次重要的教育试验。”面对两个既会说英语又会说汉语的女儿，韩松夫妇一脸幸福！
他们的两个女儿都不会轻易哭泣，尤其是两岁多的韩蜀琳在客厅里重重地摔倒之后，自己倔强地微笑着站起来的那一瞬，不知道那些在父母的双手不停搀扶中站起来的中国孩子何时才能学会。
最爱吃的是川菜
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回到故土加拿大，他们说他们都不曾真正的“吃饱”过。他们向往北京的长城、故宫、还有香山的红叶，他们也思念远在加拿大的亲人，而当他们来到了北京，走过了长城，参观了故宫，当他们回到生育养育他们的故土看望了久违的亲人之后，坐下来面对餐桌上的食物时，他们的味觉仿佛突然之间变得麻木和迟钝，他们开始渴望麻辣的川菜带给他们的那一份味觉上淋漓和畅快。生在四川长在四川的韩蜀瑛就更不用说了。1998年和2000年韩松夫妇利用假期，带着韩蜀瑛回到祖国加拿大时，小蜀瑛对加拿大的生活就很不习惯，她吵着爸爸妈妈要回南充去吃白米饭，吃糖醋里脊和锅巴肉片。而此时他们夫妇俩也想着回到南充以后要马上去饱餐一顿鱼香肉丝和宫爆鸡丁。吃惯了川味儿，他们就觉得加拿大的中国菜就太不够中国味儿了。
除了爱吃川菜之外，韩松还特别喜欢摄影，带有浓厚中国气息的摄影。每年暑假，他们一家都会到中国的其他城市旅游。在旅途中，他用镜头记录下他对中国的独特感受。
古镇、白塔、小桥、荷花，这些镜头后面的眼神让人觉得南充、四川、中国，俨然不是他乡，而是他们深爱的故土！ |
